离开扫兴家庭，能变快乐吗？

针对性快速响应 2024年10月20日 18: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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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李萱看理想

《我的姐姐》

“原生家庭”这一说法，自从在中文互联网上火起来之后，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过去几年，涌现了很多关于东亚家庭的影视作品，比如《狗十三》，获得2019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的《包宝宝》，以及这个暑假横扫票房榜的《抓娃娃》。

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扫兴父母的讨论也不时引发热议。

世界各国的每一代人都会对上一代的育儿方式进行修正或调整。然而针对父母的革命，在东亚，似乎来得格外猛烈。

这样的批判，甚至不只是一种“民间”行为——父母养育方式已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进入了公共领域的主流话语，从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到近年来政府推出的《家庭养育师》专业证书，都是具体的例子。

“原生家庭”之殇，是东亚家庭的特色吗？来自西方的儿童发展研究，关于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有怎样的说法？而这些”舶来品“在中国家庭适用吗？

讲述 | 李萱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童年启示录》

01.

什么样的原生家庭，才是好家庭？

尽管“原生家庭”并不是心理学研究中会真正使用的术语，它代表的话题却是儿童发展研究的经典议题。

弗洛伊德很早就把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融入到了他关于心理发展的设想之中；依恋理论自二十世纪中期横空出世之后，革命性地重塑了我们关于婴儿和养育者角色的观念，让父母在儿童生活中的角色从“物质提供者”转变为“情绪价值员”。

而二战过后的欧美社会，沉浸在战后重建和反思中，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界诞生了许多关于群体关系、领导风格的经典研究。受此启发，研究儿童发展和家庭关系的学者也开始探索，怎样将社会心理学的成果迁移到家庭语境中，培育出身心健康的新一代儿童。在这一批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一生活跃在学术前线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

戴安娜·鲍姆林德，1927年生于纽约，在青年时代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五十年代中期，她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她着手研究父母教养对儿童的影响时，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家正在争论不休。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高歌猛进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表现都是奖惩的结果。顺着这个逻辑，父母育儿最需要的是严刑峻法，关注的是行为表现效果，而孩子的喜好、感受都无关紧要。

《喜宴》

与之同时，儿童对于父母的依恋本能、安全感等概念已经逐渐为大家所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嬉皮士运动，更是高度强调儿童应当拥有完全的自由。顺着当时的这个逻辑，理想的育儿方法应当是无为而治，一切都能解决。

当时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一些手段去描述和概括父母的育儿行为，但是戴安娜·鲍姆林德希望能更彻底地探索父母的养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联。

在一项研究中，她采取了从结果倒推的方法，先在110名3-4岁的儿童中找到了一些发展得比较理想的孩子，ta们在情绪上比较快乐，行为上也比较“负责”；她也找到了一些情绪上看起来不太快乐的，用她的话来说不够“成熟”的孩子。然后，她再观察这些孩子和母亲相处的方式。

她发现，那些发展得最理想的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的行为设定了标准，但是同时也非常温暖、民主，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最理想的育儿方式并非完全不加管束，而是适当的要求、期待与亲密温暖态度的结合，她把这种类型叫做“权威型”教养风格。

而太多的管束和太少的温暖，她借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术语称之为“威权型”，孩子虽然没有出格的行为，但情绪不够愉快；太少的管束和过多的溺爱，被她称为“放纵型”，会让孩子产生不良的行为。

戴安娜·鲍姆林德的这个发现，在当时的美国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基于她的发现，学者们又进一步拓展，提出了基于“温暖”和“管控”两个维度的四个父母教养风格模型，增加了既无温暖、又无期待和管束的“忽视型”。

《天才少女》

戴安娜·鲍姆林德的模型非常简单明了，易于验证，并且获得了非常强力的证据支持。近年，一些综合了数百个甚至上千个实证研究结果的荟萃分析确认，权威型的父母（也就是既高温暖、又严要求的）ta们的孩子相对其它类型父母的孩子，学习成绩较为优秀，行为问题较少，抑郁、焦虑等情绪也较低（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没有正式诊断的孩子的一些表现，并不是简单地说采用某种教养风格的父母，孩子就会患这方面的心理疾病。当然，孩子自己的情绪体验，也ta们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

直到今天，这一区分四种类型教养风格的模型，依然是儿童心理发展教科书中的必备内容。

之后的儿童发展研究者也纷纷对戴安娜·鲍姆林德的模型提出了各种细化和修正。比如有学者指出，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值和要求，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儿童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

在比较早的研究中，学者们会关注父母对孩子行为的直接管控；但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注意到父母隐秘的控制手段，比如在东亚家庭中的许多家长都能丝滑使用的，通过引发孩子一些负罪感来管理孩子行为的方式，又或者采用比较的策略，这被研究者称为“心理控制”。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心理控制”对于儿童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行为控制更大。

02.

来自西方的父母教养研究，

适用于我们吗？

不过，戴安娜·鲍姆林德以及很多相关的学者调查出来的既温暖有支持、又有原则和要求的“理想型父母”，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家庭中会怎么落地，而许多中国家庭中的传统操作，似乎也难以被容纳进西方学者创造的模型里。而我们开头所说的东亚家庭的困境，更是难以得到解释和捕捉。

是因为东亚家庭“长得不对”吗？当然不是——对于父母教养风格的跨文化差异的研究早已指出，各文化表达温暖和支持的方式千姿百态。

一项对于美国白人家庭和在美华人移民家庭母亲的研究表明，这两个人群都很重视对孩子表达温暖，但是华人家庭更倾向于将关爱的表达和日常生活的照料结合起来，将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受到良好教育作为爱的表达，而美国白人家庭更倾向于通过言语表述和沟通去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里的华人移民家庭是比较中产的——所以，这些母亲强调日常照料行为的情感，并不是因为ta们困难到只能依赖这种表达方式，而更有可能是一种文化价值观。

《饮食男女》

我个人对于南京城乡父亲的研究里，也发现了高度类似的结果：现在的许多中国父亲，开始重视对孩子表达温暖、培养感情，但有趣的是，大家举例的时候，都会讲到很多通过日常生活照料表达温暖的例子——“做好吃的”，例如去给孩子精心选择新鲜的、安全的、营养的食材，关注孩子的口味然后变着花样投其所好，包括买一些父母眼里不太健康但孩子喜欢的小零食等等。

或许，很多时候对于原生家庭的美好想象，反而会让我们忽视一些文化习俗中可以带来滋养的部分。

事实上，将“照料”作为父母温暖表达的形式，并不完全是中国家庭的独特特色，它存在于很多很多的文化中。照料一直是父母温暖的重要表达，只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儿童发展的学者拎上“台面”。

与父母的温暖表达相关的另一个文化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绪哲学。关于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含蓄”、“中庸”等原则，以及对负面情绪的压抑等。这些部分的确有很多理论和证据支持。不过，世界上很多它文化，也很讲究对负面情绪的克制，比如英国文化中的“stiff upper lip”（编者按，stiff upper lip常被用来描述英国人面对逆境时保持坚定和不动摇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有特色、我们平常也容易忽视的一点，反而是它对于积极情绪的态度。一方面，“中庸”的原则，让我们对于积极情绪同样相当克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是没有定力和格调的表现；另一方面，祸福相倚的辩证观，总是提醒我们居安思危。

让人放松亲近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要靠积极情绪的同频共振。然而，很多情况下，在中国家庭中，跟父母分享快乐，可能会导致快乐减半。

03.

令人情感复杂的“管”

很长时间以来，学者——特别是西方的学者——会觉得亚洲的父母都是控制狂人，什么都要管，不给子女自由等等。的确，中国家庭的家长对于让子女乖乖听话这点，有相当的执念。

我们刚才引用过的针对美国白人家庭以及在美华人移民家庭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中产家庭对于美国式的育儿理念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也吸收了不少对孩子进行鼓励的具体做法。但是，也会有一些家长表示，对孩子表达温暖的目的之一是，跟孩子感情培养得好，孩子就更加容易听话，底层逻辑，还是要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管理。

甚至，与一些其它的非西方的发展中大国如墨西哥、印度的父母相比，华人父母也不太倾向于给孩子“放权”，支持孩子的自主性。

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华人家庭里的“管”，未必完全等同于西方家庭里那种“我就是要压你一头”的纯粹控制。正如可能每个中国小孩小时候都被父母说过的——“你要不是我的小孩，我才不会管你”，中国父母的“管”，是带着一些温情意味和动机的，常常作为父母育儿投入的一种表达，表示的是“我在意”“我在乎”。

《阳光普照》

所以，在中文语境中，如果我们说一个家长不管小孩，并不是要肯定这个人给予孩子很多的自由，而是批评这个人没有实在的育儿投入。

这种“管”的哲学，也建立在父母和子女相对有所重叠的自我概念和相对模糊的个人边界之上，假设父母的人生价值部分地包含了子女的表现，而子女的心智、意愿也必然跟父母相同，那么，父母“管”的意愿不仅正当，而且很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

这种对于“管”的复杂理解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影响到儿童对父母行为的解读。

在戴安娜·鲍姆林德的研究中，根据西方定义下较为“高管控、低温暖”的“威权型”教养风格，在西方家庭中对儿童发展有着不良影响。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却发现，这样的不良影响程度要看孩子的解读方式，如果孩子能有效地感受到父母特定行为背后的动机，那么负面的影响会减轻。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显示，在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中，“威权型”教养风格，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没有在西方家庭中那样大。

不过，跨文化的研究同样表明，不管对于哪个文化下成长的儿童，父母的温暖和支持都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益，而过分的严厉管束对儿童有负面影响。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整体大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

对于这些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发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都有与ta人联结的需求，以及自主选择的需求。

不同世代的儿童、子女，因为所处大环境的变化，已经有相当不同的自我概念。当一些世代的父母辈还认为子女的人生依旧与自己的人生一样，新一代的子女更可能已经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课题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