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快速响应文丨唐大杰（北京微观治库创始人、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8月13日，多个社交平台流传几段录音显示，河北唐山一公司因涉嫌网络传销，被山东菏泽成武县市场监管局拟罚没2558万元，疑似该局工作人员张某与涉案企业就罚没金额“谈判”时，要求企业认罚不能低于2100万元，并称“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完了”。
对此，8月14日，涉事执法人员张某对上游新闻表示，录音内容中“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是企业断章取义。“这句话我在很多场所都说过，我们扶持一个企业不容易，毁掉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所以立案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要立案。”张某说。据封面新闻报道，录音材料中涉事的成武县市场监管局人员张某，已被调离岗位接受调查，事件其他情况还在调查中。
如果事实与语音相符，这又是一起典型的恶性逐利执法案件。正如拙文《民企最关心什么？民营经济促进法应着重改善的几大问题》所说，近年来司法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主、罚没外地企业财产的恶性逐利执法事件频发，这一现象被法律界称为“远洋捕捞式”案件。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的六个严禁”、“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执法七项规定”等文件，以图制止这类行为。
有些地方公安也在主动应对恶性逐利执法案件，积极保护当地企业家。例如，杭州九堡派出所发出警示：外地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进入企业办案！《警示》引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四十六条：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开展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冻结、讯问等侦查活动，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办案协作请求，并在当地公安机关协助下进行，或者委托当地公安机关代为执行。《警示》告诉本地企业：“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九堡派出所或上城区公安分局民警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录像取证”。
但随着各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这些逐利执法案例呈高速增长之势，民企防不胜防。另外，跨省抓捕、逐利执法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使得企业绝不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来防范。
当前这类案件，笔者简单归纳出有“敲诈”、“以点带面”、“一网打尽”、“远洋捕捞”等四种类型。“敲诈型”：找到与本地有业务关联的企业家，实施跨省抓捕，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以类似于敲诈方式索取罚金。“以点带面型”：找到一家在本省有分支机构的外省大企业，发现其经营上的漏洞，然后以商业诈骗等重罪立案，抓捕集团总部高管，扣押集团财产和资金。“一网打尽型”：专门针对平台型企业，以传销定罪，查封银行账户，查没企业资金。“远洋捕捞型”：跨省蹲点，寻找资产质量好的企业下手，“主动出击，捕捞大鱼。”
案件的复杂多样表现在作案形式多样、组织形式复杂，而且作案者手中握有行政和公安机构的强制力。况且，跨省抓捕的实施者不会选择公开抓捕。他们有的长期蹲点，选择在非公开场合伺机抓捕；有的趁企业家出差，实施抓捕；有的采取哄骗手段实施诱捕。实施者均来自司法部门，精通业务，必然也是侦查和反侦察的行家，他们的“执法”具有充分的隐蔽性、专业性。
像上述成武县市监局这样的行政部门，可以利用综合的司法资源立案调查，通过冻结银行账户来制约企业，逼其就范。通话语音中的张某道出了真相——在不讲事实，不讲司法程序的前提下，直接要求企业认罚2100万元。
“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张某的话为什么引起巨大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当前民营企业安全感缺乏的现实处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营商环境问题，而是企业家的基本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企财产随时面临被剥夺的风险。行政、司法部门的种种作为，使地方营商环境受损，令法治建设蒙羞。
笔者总结过涉案企业的共性特点：第一，都是外省企业；第二，都是民营企业；第三，以没收资产、罚款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
为什么都是外省企业，其实不难理解。除了地方权力结构使然以外，其深层逻辑是，以省为单位的财政管理相对集中统一，省内财政的互济性较高，这和第三点——财政增收直接关联。掠夺企业，不能以伤害本省经济利益为代价。从统计角度，我们很少看到恶性逐利执法是针对本省企业的。
只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权力维护公平正义，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民企就会有安全感，民营企业家就会有正面的预期，经济就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反之，任由上述的恶性逐利执法，将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状态，将撕裂行政体制，撕裂法治体系，破坏社会和谐。国之所以为国，是基于国家对国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基于对国民的经济行为的保障，而这些保障应该是普适的，不应该有所区别。现代国家治理不应该止步于某一省界，法治的公平正义也不应该有选择地发光。
恶性逐利执法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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