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留学？《留学的孩子》作者马颖毅这么看

10月24日，《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新书分享会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该书作者、雪城大学教授马颖毅，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助理傅强，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实验学校教师袁媛展开对谈。通过关注这一群体，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变迁，进而反观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如何理解教育、理解未来。本次活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主办。

分享会现场

长期以来，留学被视为高考之外的另一条求学之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留学成为越来越多有能力和意愿的家庭的选择，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首选。与20年前以研究生、博士生为主的留学群体不同，大量的中国本科留学生不仅改变了美国高校的学生构成，也对中国家庭与社会构成了深层次的影响。

留学究竟是一条捷径，还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推动中国学生留学的复杂因素究竟是什么？随着留学群体的低龄化，年轻的90后和00后在异国他乡会经历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困惑与不安？今年由三联书店推出的新书《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通过深入调研和访谈，还原了这代学子在留学历程中的体验与思考，填补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空白。

《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书封

马颖毅在发言时表示，作为一名70后，自己也曾是个留学的孩子。“1996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2000年毕业后，在当时签证政策下自费去美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只有一条路径是去美国读研究生院，由美方的研究生院给我们埋单。”

在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担任教授的18年间，马颖毅开始发现陆续有中国的本科生出现在课堂上。“他们大都是自费来读书的，这和我们那一代的留学很不同。对于后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美国媒体的报道往往有很惊悚的标题，他们开着名贵的豪车，行驶在美国的大农村。我想是否可以做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平衡、更加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写作《留学的孩子》的初衷。”

马颖毅

“留学生身上的双重性，正是当代中国的写照”

马颖毅在书中提到，“在新一代本科留学生身上体现出的雄心与忧虑的双重性，可能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一个快速崛起且变化迅猛的国家，以至于难以认知自我。”“我希望学生的多面经历从书中得到更完整地呈现，既能为如今更多留学的孩子提供感知自身处境的语汇，也能让学校层面认识到学生的诉求，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

当下的留学群体在求学过程中，除了文化的冲击，也或多或少会在生活方式上产生困惑。马颖毅就此举例说，不少中国学生到了美国后往往会表现出严重的拖延症。“我在美国读研究生院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起初还不以为然，不就是拖着不做吗？至于用一个精神病理的词汇来定义吗？后来我发现之所以上升为‘症’，确实是一种心理问题。”

“这些孩子们在国内读书时，不光有家长帮，还有老师帮，现在有了微信群，更是各种提醒实时在线，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安排。但到了国外，这些都不存在了。而中国的考试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结构，天天考。在美国，很多课没有考试，结业时或是做演讲，或是写课题做报告。所以中国学生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长期规划能力，怎样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然后再逐一解决。在美国，学生的个人空间变得很大，有些孩子就会迷失。其实这种能力对于智商没有要求，完全在于你的习惯和平常的训练。中国孩子没有经过这种训练，而且往往越是那些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面对这种情形，作业不必马上就交，也不需要考试，他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压力之下造成了行动力的丧失，越焦虑越没有行动力，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心理问题。”

袁媛对此表示非常认同，并认为国内教育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实验学校，孩子来读高一，第一件事是学习习惯的改变。对于参与国际课程的家庭，我们会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解决过渡心态和过渡习惯的问题。其实英美高校划出的硬指标只是战术问题，希望留学的家庭必须先做战略上的调整。而所谓战略，就是家长们的心态和孩子们的学习习惯。”

袁媛

傅强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察，认为在中国高考的压力之下，孩子们每天的功课都会由家长或者老师盯住。“可如果家长每天参与孩子的作业，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孩子却没有培养起独立完成的自信和自觉。这跟美国社会很不一样，美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孩子考大学的压力非常大，而中产以下尤其是在乡村则几乎是完全不在乎。在我的老家，只有10%的人有本科文凭。”

傅强

一分为二地看待“保护性隔离”

针对中国留学生在课堂讨论时的鸦雀无声，马颖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察。“2012年，我第一次回国给国内大学生上课，还是在人民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就跟我在美国教室时遇到的情况大不一样。教同样的课，问同样的问题，在人大的课堂上，学生的反馈并不积极。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大家的小手举得高高的，我还得选，今天你说、明天他说，区别非常大。”

马颖毅还是以自己在美国的求学经历现身说法。“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班上只有五个同学，不讲话就很突兀，老师马上就会盯上你。当时是一位印度裔的老师上女权课，一堆后现代的理论，我应接不暇。除了听老师授课，也在听同学们的发言。老师就问，你怎么不表达自己的看法？你不要只听别人怎么说，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好。我这才开窍。中国学生不喜欢发言，背后的原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谨言慎行、君子敏于行而慎于言等教化，其实还有当下的家庭教育问题。”

“比如我小时候，家里人就有在饭桌上共同探讨天下大事的习惯，现在的家庭是不是还是这样？很多父母忙自己的事业，是以牺牲家庭时间为代价的，就连吃饭时也没法和孩子在一起，两代人间的交流太少了。除此之外，我们的学校教育太过注重标准答案，中国孩子长期在单一评价体系的环境中评价自己、评价别人，这让他们自己内心就住着一个‘评判者’。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内心戏太多，这必然就影响了自由的表达。其实在国外课堂上，讨论大都是开放式的，都是大家共同发言，没有谁的观点一定对或者不对的标准。”

针对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不愿积极参与学生派对，而是退回到中国人的朋友圈之中“抱团取暖”的问题，马颖毅提出了“保护性隔离”的概念。“它有积极的一面，我就认为中国学生在一起抱团并不完全是坏事，这在异乡陌生的环境里也会提供一种保护。而且这个概念并不是我提出来的，美国研究弱势群体的学者很早就发现，黑人学生很抱团，工人阶级的子弟也抱团，校方其实支持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的大学里也有身份社团，基于你自己身份成立的社团，他们认为这有积极作用，你在里面会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能够很放松，这对心理健康也有好处。”

“我给中国留学生的建议是，你们当然可以‘抱团取暖’，但最好的状态还是要有别的社交圈子，不同的圈子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或许能给你提供不同的支持。既然我们出国留学，自然要看重人家的多元文化，这其实也是你未来的世界性资本。这些年，我也发现不少中国留学生从加州的大学转到了我所在的雪城大学，这里地处纽约中东部，亚裔就比较少。所以在说到‘保护性隔离’时，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哪些环境下它是健康合理的，哪些情况下则是需要你再往前迈一步。”

“一窝蜂似的出国留学热已经降温”

对于当下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马颖毅认为背后也体现出中美两国的认知差异。“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没有人会质疑还要不要上大学。美国不一样，他们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上学时的贷款还不上，就会质疑大学存在的意义。我最近才知道美国码头工人大罢工，可这些工人实际上挣的钱比我们这些高校老师还多。这就说明在美国除了读大学，还有很多上升渠道，他们不会去赌上大学这一条路，而中国不是这样，本科找不到工作就去读研，研究生不行就去读博，总之要一直读下去。这里面有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也有价值观上的不同。”

“最近就有一个美国人报考我的博士，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现在快60岁了想回到学校读书。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新闻，但在美国，人到中年甚至老年还回到大学读书的并不鲜见。因为美国的就业机会非常宽泛，只有极少数的华尔街精英公司才会特别看重名校身份，更多还是看你的个人表现。而不像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有那么严格的年龄要求，赛道就会变得非常狭窄。”

马颖毅也举了一个自己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完硕士后，转身回到国内在清华读博的例子。“在未来的就业上，他的考虑还是想回到国内，进体制内在政府机关工作，在国外读完最终学位可能就不是个好的选择。实事求是地说，十年前那种一窝蜂似的出国留学热已经降温，特别是在赴美留学上，这里面固然是受到了中美关系前景不明朗的影响。”

“对于已经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言，在面临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时，他们想到的更多的还是自己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自由度，不会太过考虑到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后两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长和学生当下的规划，是否还要申请出国留学。去年清华大学只有7%的学生出国留学，而在施一公的年代，可能70%的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北大的学生出国留学率这些年在下降，但对于下一层级的211高校或者普通高校，他们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未来在择业上还是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马颖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