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快速响应文丨戈登·布朗 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迈克尔·斯宾塞 里德·利多
【编者按】全世界都在等待美联储按下降息的按钮。近年来，美联储因对通胀水平的误判和反应缓慢备受指责。在新书《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中文版，几位作者将美联储等央行的失败视作其中需要“彻底改造”、“过时的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之一。下文摘自该书第6章和第10章。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众所周知，各国中央银行对分析和认识各种威胁的反应相当缓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美联储在2021年对通胀的最初观点与后续判断都是“暂时性”的。或者用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话说，他们坚信“不会出现永久性或长期持续的更高通胀”。美联储的分析被事实证伪了，实际的通胀水平要高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严重破坏了经济福利与金融稳定。
声誉日渐受损的美联储不仅没有成为社会迫切需要的维持稳定的力量，反而走向其反面，不仅表现在其近期的政策响应中，也反映在其沟通交流中。例如，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相比历届前任，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主持媒体发布会期间的市场波动性要高出三倍，而且发布会往往会逆转市场对美联储声明的最初反应。如果在鲍威尔主席发表评论之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声明的初期反应是上涨，那么在他发表评论之后很可能会下跌，反之亦然。当鲍威尔冒险脱离事前准备好的讲话稿时，情形尤其如此，有时候他会混淆甚至否定美联储整体声明传递的主要意思，这一现象体现在几周之后发布的会议纪要中。
前瞻性政策指引曾是美联储中央银行业务的一个强大工具，如今丧失了效力。例如在2023年上半年，市场反应普遍与之背道而驰。美联储多次保证不会在2023年下调利率，但市场无动于衷，认定最早在当年夏季末就会降息。到笔者撰写本书时的2023年年中，市场标价显示美联储到年底的政策利率将会比鲍威尔主席一再预示的水平低整整1个百分点。
在数十年的市场生涯中，本书作者埃里安从未见过市场定价与美联储前瞻性政策指引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几个月后我们将看到，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犯了错误。你或许会认为，鉴于均衡利率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市场很快会向美联储引导的利率水平收敛。可是由于市场对美联储的分析和预测的可信度心存疑虑，收敛并不会很快发生。由此，要么会导致更多的市场波动，并给经济带来负面溢出效应，要么会让美联储本已受损的声誉继续下跌，甚至两者同时出现。
失误不仅出现在货币政策领域（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就业最大化和金融稳定），也见于财政政策领域，即税收和政府各部门的支出。例如英国的“短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于2022年发布的小预算案，导致英镑发生短暂的历史性急剧下跌，借款成本飙升，养老金体系几近崩溃。这让我们纷纷回忆起经济学中的一句老话：宏观经济稳定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能的。
政策实施总是充满挑战，但随着政策制定思路从经济思维主导转向政治对经济逻辑的影响力日益加剧，行动可能也会变得犹豫、激进或变幻无常。美联储之前很快否认了一系列快速加息的必要性，更不用说多达75个基点的调整，却在后来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不止一次。事实上，美联储在2022年的连续四次会议之后都把利率水平提升了75个基点，创造了新的纪录。该机构是如此落后于形势，即便在硅谷银行破产以及紧接着爆发地方和社区银行业动荡之后，因为通胀热度犹在，还是不得不两次把利率提升25个基点。
通胀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现象，却由各国独自应对，没有任何国际机构提出协调计划。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但是，甚至没有任何人尝试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些失败的最上层，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流毫无章法，也没有充分关注市场行为的变化，如消费者与企业的风险偏好、习惯和反应等等。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在经济管理的分析、设计、实施、交流、监督、规制与合作方面有太多缺陷和失误。解决这些障碍是在冲击日渐频繁的未来顺利导航的唯一出路。归根到底，要想逃离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挖的大坑，首要的政策原则就是别再挖得更深。
由于美联储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其影响非同小可。这源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至于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把储备管理外包给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此外，美联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关键多边组织中也居于极富影响力乃至决定性的地位。然而，美国政策制定机构的声誉越是受损，其他国家在金融交易中绕开美国的激励就越强烈，重新设计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的尝试就会越多，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分裂也就会越严重。
但事情也不都是那样糟糕而丑陋。在过去15年的三次情景中，世界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部分面临重大危机，很容易把全球带入灾难性的衰退。而在所有这些情景下，对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响应管理都成功避免了可能连累数个世代的破坏。让我们感到反复失望的，其实是在危机管理之前和之后发生的其他事情。我们将指出，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糟糕情形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美联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政策框架。当前的框架虽然在2020年8月才启用，却是面向过去的世界，即以总需求不足为特征的世界，而非面对今天和未来的局势：供给侧约束发挥着关键作用，对经济增长与通胀有深刻影响。
圣路易斯联储原主席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总结称，2020年的政策框架有两个核心变化。第一，美联储强调自己会对高失业率做出响应，但不会特别针对低失业率，除非通胀将给经济造成威胁。第二，美联储将在一段时期内把目标通胀率设定在略高于2%的水平，以弥补过去没有让通胀率达到最低目标的表现。美联储的《关于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战略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到“供给”一词。
其次，美联储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决策中的认知多样性，也就是说，借鉴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做法，把高素质的外来成员纳入最重要的决策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防止趋同思维或者美联储主席乾纲独断。这里的关键是，在相对独立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与国会的高层监督之间，美联储还需要增加一层问责机制。美联储内部出现的一些违规现象，包括近期有多名联储官员违反个人交易规则而被迫辞职，以及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暴露的监管问题，还有对通胀的误判问题，都凸显了加强问责的必要性。
再次，美联储必须以极其谨慎而可控的方式重新回到稳定的低通胀路径上。美联储应该认真分析让通胀率在一段时期内略高于2%既定目标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该目标在长期内的适宜性。结合目前对全球供给侧的多年期展望，维持2%的通胀目标的好处并不是那么确定。美联储需要同时对通胀路径与目标加以管理，它要求慎重的设计、沟通以及争取认同。对于长期的经济福利而言，这些工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2%的通胀目标最早是新西兰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提出的，随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几个发达经济体，尽管这些国家在国内形势、经济灵活度和资源禀赋方面各不相同。该指标的设定有主观成分，却似乎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2%的目标设定足够低，可以锚定通胀预期，同时也足够高，可以给资源配置调整提供润滑剂，还能避免名义利率滑落到太低的零下限。未来我们可以考虑若干可能的调整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对称方式扩大通胀容忍区间，以及采用更长的政策时间框架等。
如今，2%的通胀率可能不足以支持供给侧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同时事实也表明它过于接近利率零下限。是否将目标设定在更高的3%的水平值得讨论。当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中的通胀方面一再犯错，声誉受损的时候，这一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转向3%的目标通胀率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在一段时期内把通胀率事实上稳定在那个水平附近，让美联储继续反复表达最终实现2%目标的愿望，但同时非常清楚实际通胀率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在更高水平。等积累了把通胀率稳定在较高水平的经验之后，美联储再正式调整目标通胀率，包括采用过渡期的安排，而不至于破坏市场预期。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但相比于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样没有锚定通胀预期的情形，或者为快速实现主观臆断且已过时的2%目标而冲击经济金融稳定，却是更为可取的选择。
如果不能修订货币政策框架、改进认知多样性以及谨慎调整新的目标通胀率，美联储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实现既定目标。美联储将继续在无意中成为金融市场意外扰动的推波助澜者，遭遇美国国会方面日渐增加的政治干预压力，危及对成功的货币政策来说至关重要的运营独立性。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前首相；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EI-Erian）为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经济学奖得主；里德·利多（Reid Lidow）获得剑桥大学王后学院发展研究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