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坟场还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他们为什么关注阿富汗

8月25日，新华社记者史先涛，曾四次赴阿采访阿富汗女性的摄影师原老未，一直在阿富汗从事考古美术研究的邵学成博士做客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共话“我们为什么关注阿富汗？”，一起聊聊他们所亲历见证的阿富汗故事。座谈会由新华社高级编辑徐群主持。徐群于2005-2006年常驻新华社喀布尔分社，是中国首位常驻喀布尔的女记者。

“我们为什么关注阿富汗？”讲座海报

讲座现场

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难民代表队选手、来自阿富汗的女孩塔拉什，因为在霹雳舞比赛中穿上了“Free Afghan Women”的披风，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对此，塔拉什表示并不后悔：相比名次，她更在意的是让那些努力突破枷锁的阿富汗女性被世界看到。“我离开阿富汗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不能在阿富汗生活，我离开是因为想为阿富汗的女孩，为我的生活、我的未来，为那里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巴黎奥运会霹雳舞B-Girls预选赛，来自阿富汗的女孩塔拉什，作为难民代表团成员参赛。最终塔拉什被判取消资格，因为她的斗篷上印着“Free Afghan Women”。

世界其实一直在看着阿富汗。塔拉什所呼吁的女性问题，只是阿富汗诸多顽症中的冰山一角，甚至算不上是最紧迫的问题。阿富汗的问题，恐怕首先是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如何转型。只有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其他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人与人之间有平等和尊重可言，弱势群体才会被保护。

阿富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战火纷飞？恐怖袭击？贫穷落后？没错，阿富汗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然而，你可知道，它也曾有欢歌笑语，灿烂千阳？可以说，1978年之前，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是大体平静安定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卷入；现在网上仍能搜索到五六十年代喀布尔的照片，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急转直下，四十多年来，阿富汗人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是什么把它变成了如今这般？阿富汗尝试过了所有可能的政体：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百草皆枯槁。它是“制度的坟场”，亦曾经是“帝国的坟场”，历史上英军、苏军、美军皆在这里的崇山峻岭间迷失了方向……现而今，它仍然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2021年，阿富汗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军匆匆撤离阿富汗，前政府瞬间土崩瓦解，塔利班重新执政，新冠疫情不期而至……从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这段时间，可谓风云变幻。由于动荡不安和未来的不确定，世界各国的驻阿机构纷纷撤离阿富汗。来自中国新华社的史先涛，成为这期间唯一驻扎阿富汗的国际媒体记者，他在一线亲历了这一幕幕历史性的时刻，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回国后，他把这些经历、体验，如实记录在《阿富汗战地手记》一书中。

《阿富汗战地手记》书封

时隔美军撤出、塔利班执政整整三年的时间，从几位嘉宾各自的讲述中，“那些鼎革之际的日常生活，不同阶层人们的反应，乃至历史的宿命感”扑面而来。

从喀布尔回国两年多，“我依然偶尔会做噩梦”

《阿富汗战地手记》的作者史先涛，常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2021年1月-2022年6月任新华社喀布尔分社首席记者。座谈会上，他首先发言：“在我一年多的阿富汗生活、工作经历中，我对这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战乱、苦难、贫穷，还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非常坚韧、坚强，而且不少人还在非常乐观地生活。”

史先涛比较了塔利班政权卷土重来前后阿富汗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塔利班上台前，喀布尔街头的景象已经风雨飘摇，军警戒备森严，大街上设立了很多检查站，头顶不时可见美军和北约巨大的飞艇在天空漂浮。塔利班上台后，最直观的变化是满大街都是穿着袍子、留着大胡子、戴着头巾的塔利班战士。很多民众也恢复了这样的装束，尤其是妇女，她们必须在公共场合遮盖面部,并在塔利班政府的鼓励下穿上罩袍。

位于喀布尔老城区的市场

就当地的安全形势而言，史先涛回忆说自己在2021年1月份来到喀布尔，彼时美国已经在宣传撤军，政府军同塔利班的战事烈度不断升级。同时，这里依旧活跃着大量的恐怖组织，在喀布尔每天至少要发生三五起恐怖袭击。很多市民甚至不能确保自己一早上班，晚上能平安地回到家中。塔利班执政后，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结束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之前在阿富汗想来一次全国性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因为中间要跨越好多战区，现在这已经可以实现，可以说安全形势有了逆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形势则一落千丈。史先涛解释说，此前美西方是阿富汗政府最大的财政支持者，政府开支的70%都是靠美西方的供给，自身造血能力非常低下。塔利班上台后，美西方不仅切断了财政援助，还对塔利班进行了制裁，造成了经济形势更加萧条。“经过三年的发展，塔利班虽然也在努力，但经济形势依旧不是特别乐观。首先是战时大量的富人、生意人外逃，普通民众心态也比较恐慌，对于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的政策心里没底。但现在阿富汗人民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了自己的判断，不像之前那么迷茫、困惑。”

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出兵阿富汗，并在当地长期驻军。为什么早已败退的塔利班会卷土重来？史先涛给出了以下几个原因：在阿富汗历史上，中央政府的存在感一直比较弱。美国扶持起的阿富汗政府，并没有考虑到该国的历史和国情，而是对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照搬照抄。“这个政府的统治力，当地戏称阿富汗总统为喀布尔市长，他的政令都出不了喀布尔。因为很多地方是军阀掌控，农村等更广阔的地区则是塔利班在盘踞。同时，政府官员大都没有信仰支撑，腐败严重。”

其次是政府军由美西方一手打造出来，最初设想是随着美军逐渐撤出，政府军可以控制住整体局势，甚至能够清剿塔利班武装。“但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军人把加入军队当成工作，领一份薪水。等美军撤走了，他们接着回到老家种植鸦片。”

塔利班武装人员来分社检查

“我想强调一点，塔利班长期在农村地区经营，让农村地区得到了稳定。尤其阿富汗是城乡二元社会，农民从数量是更大的群体，城市居民则是少数。相较于鱼肉乡里的军阀，阿富汗农民更愿意选择塔利班。同时，美军在打击塔利班时，后者多隐匿在农村，塔利班战士和普通农民很难区分，美军直接投炸弹，很多无辜的村民被炸死，这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美国在阿富汗经营了20年，但刚有撤出的风声放出，塔利班就大举反攻——原先他们只占领农村，从未占领过一个省会城市，但从2020年8月10日攻占了第一个阿富汗的省会，到攻占喀布尔只用了10天的时间，可以说政府军完全不堪一击，原政府也迅速垮台。”史先涛说。

在喀布尔驻站一年半，带给史先涛最大的感受是恐怖袭击和战争对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几乎每天都有炸弹爆炸和枪击事件，2021年5月，喀布尔一所女子中学遭遇连环汽车炸弹袭击，一百多名女生身亡，那个场面惨不忍睹……虽然我已经离开了两年多，但还是会偶尔做噩梦。”

喀布尔市内，大多人车混行，交通拥堵

史先涛坦言自己不敢对阿富汗的未来做预测。“我感觉短期内，塔利班政权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固的，虽然它实施了一些非常有争议的政策，但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干涉，它的政权大体会比较稳定。2001年美军推翻塔利班后，在阿富汗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建设热潮，但这种改变只发生在城市，农村的面貌并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的塔利班政府也希望改善国家面貌，改善经济环境，但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了。现行政策相对保守，这同整体的国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只要提到与阿富汗相关的事物，大家都会抱有宽容心”

摄影师、特约撰稿人原老未，本名原未。她的足迹遍布非洲、中东、欧洲、中南美洲及南太平洋岛国等60余国，2013年9月始，开始专注于阿富汗人文纪实，五年间四次往返于阿富汗诸省拍摄采访，著有《罩袍之刺》一书。在她看来，阿富汗是一个特别割裂的地方，“各方面都很割裂。”

《罩袍之刺》书封

在《罩袍之刺》中，原老未写道：“偏见是一根钉在罩袍上的刺，罩袍遮住的不只是她们的，还有我们的双眼。”在这本书中，从赫拉特市郊小镇里教中国武术的老师卡瓦利、女性就业率全国垫底的坎大哈绣坊主瑞吉娜，到坚持过有机生活并渴望婚姻的记者迪巴、开馕铺养出两个好女人的古尔赞婶婶，还有用嘴画画的网红鲁巴巴、出生在伊朗的难民大学生热扎依，这六位女性出生在不同的省份，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性格，她们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

在座谈现场原老未介绍说，瑞吉娜以难民身份在美国长大，并接受高等教育。“她的父亲并不要求她戴头巾，反倒是她在毕业后因为自己是穆斯林，选择戴上了头巾。再比如记者迪巴，迪巴是她的化名，她在塔利班占领全国前坐飞机去了欧洲。前几天我看了一则关于她的采访，完全是公众场合里的形象，她表示要为女性权利而奋斗，完全不想结婚，表现得特别独立、自我，这和她在阿富汗时给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其实在阿富汗社会能见到很多割裂的现场，城市中很多女性愿意拥抱西方，甚至会穿抹胸、吊带裙，进女子美容院，比我还奔放。但到了农村，特别是南部地区，她们出门时会完全盖上脸。”

喀布尔街头放学后结伴回家的女孩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邵学成，常年从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考古美术研究，曾参与策划阿富汗黄金国宝展、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展等项目，发起“巴米扬守护人”“犍陀罗守护人”等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项目。他在发言时介绍说，自己前往阿富汗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我们要到当地做志愿者工作，另外就是做我自己的科研工作。”

“为什么要去阿富汗搞科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有一种说法，如果你的学问足够厉害，你就去阿富汗。在这里开展学术研究固然艰难，但哈佛、牛津、剑桥都曾派考古队去阿富汗，因为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谜团都在这里凝聚，关于东西方交流、欧亚大陆的交流，文明的十字路口就在这里。在西方学界，只有顶级大学才配有阿富汗研究，这正是体现其科研能力的地方。我们国内目前关于阿富汗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应该尽早投入力量在这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邵学成还表示正是在阿富汗的工作经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治愈。“在我读书的时候，提到阿富汗第一印象除了恐慌、战乱就是民不聊生。我去阿富汗的初衷，也不过是出于私心，想多发C刊论文、多写书，反正大多数学者也没来过，随我怎么写。但当我接触了很多阿富汗学者和普通人之后，他处在最低的温饱水平，可依旧心怀理想，坚持科研。即使政权更迭，一些人逃到了国外，但很多人还是选择留下来。这让我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前辈学者也自发留在了重庆、李庄（西南联大分校‘李庄书院’），自觉自愿地去守护国家的文脉，传承科学与新知。我想说，在阿富汗也有这样的一批人。我同他们日夜相处，渐渐地也不再焦虑，不再失眠了，甚至感到非常幸福。”

邵学成介绍说，2022年11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启动“巴米扬守护人”项目。“当听到这个消息，我身边很多老师、朋友都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进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人之前没有在海外做过这样的义举，这是第一次。我发现这种温柔与信念并不仅存在于阿富汗，而是只要提到与阿富汗相关的事物，大家都会抱有宽容心，这让我感受到一份温柔。我就一直说柔软的阿富汗，温柔的阿富汗，可能它表面上很吓人，但如果大家透过这些危机风险，你也能看到一个很脆弱的内心。”